提高政治站位 警惕“左”倾错误 坚定立场原则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原文】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述评】列宁的这句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极具指导意义。任何社会的阶级统治都是在一定秩序中进行的，阶级的统治就是将社会活动纳入按统治阶级意志建立的秩序之中。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意为没有统治者，因此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想，其主要主张是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废除政府及其相关机构。
无政府主义产生以来，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一切为了个人”是它的口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正是对现存统治秩序盲目地抵制、破坏和反抗，以达到对社会报复的目的。无政府主义对革命和建设的破坏作用很大。
无政府主义思想，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头。辛亥革命后，师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空前泛滥起来。我党建党初期，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斗争的同时，还要同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伪社会主义进行斗争。1920年下半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对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维护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争取受极“左”思潮迷惑的进步青年，都起了进步作用。此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走向了衰落时期。它在政治上再也提不出吸引人的口号。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从传入、扩散、泛滥一直到衰落的历史，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都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在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往往是敌人的帮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政府主义会对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进行干扰和破坏，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通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建立社会秩序，将一切社会活动纳入党的路线和政策，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述评】列宁的这句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极具指导意义。任何社会的阶级统治都是在一定秩序中进行的，阶级的统治就是将社会活动纳入按统治阶级意志建立的秩序之中。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意为没有统治者，因此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为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想，其主要主张是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废除政府及其相关机构。
无政府主义产生以来，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一切为了个人”是它的口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正是对现存统治秩序盲目地抵制、破坏和反抗，以达到对社会报复的目的。无政府主义对革命和建设的破坏作用很大。
无政府主义思想，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被介绍到中国，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3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头。辛亥革命后，师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空前泛滥起来。我党建党初期，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斗争的同时，还要同以极“左”面目出现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伪社会主义进行斗争。1920年下半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对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维护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争取受极“左”思潮迷惑的进步青年，都起了进步作用。此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走向了衰落时期。它在政治上再也提不出吸引人的口号。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从传入、扩散、泛滥一直到衰落的历史，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都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在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往往是敌人的帮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政府主义会对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进行干扰和破坏，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通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建立社会秩序，将一切社会活动纳入党的路线和政策，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治国理政历来讲究统筹兼顾，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坚持“两点论”，注重“两手抓”。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主张“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把握“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规律，是毛泽东提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意思是必须注意主流倾向掩盖着的非主流倾向，才能正确认识客观情势。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讲述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不要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求注意政策，加强团结。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
毛泽东在1959年9月15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主要反对和防止右的倾向时，会有两种反右的力量出来，一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一种是借机冒出来的极“左”的力量，对这种“左”的势力如果不予警惕，它就会成为主要倾向，使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损失。反过来，当主要反对和防止“左”的倾向时，也会有两种反“左”的力量出来，一种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力量，一种是借机冒出来的右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反对“左”的倾向，也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力量，对这种右的势力如果不予警惕，它就会发展起来，蔓延开来，导致社会动乱或使改革开放迷失方向。必须避免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种倾向走向另一种倾向的情况的再发生。
用《矛盾论》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事物发展外化表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矛盾主导方面外化为主流倾向，它的存在和作用是突出显现的，容易被人们所认知。矛盾非主导方面外化为非主流倾向，在一定时期内，它的存在和作用往往显现得不充分，常常是被掩盖着的，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事物变化内在进程。事物质变是矛盾两方面的地位转化，其外化表现即为主流倾向和非主流倾向的地位转化，转化是量变引起质变。在量变过程中，非主导面、非主流倾向，往往是被掩盖着的。“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的具体表现都有特殊性，不同矛盾，矛盾两个方面的关系不同，这就决定了“倾向掩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市场经济周期，复苏—发展—繁荣—萧条—危机，需求增长掩盖着供给过剩，是纵向掩盖。成功掩盖着失败因素，强者掩盖着自己的弱项，是正反掩盖。“短缺经济”时数量问题往往掩盖着质量问题，是侧面掩盖。实际生活中，更是多种掩盖方式纠葛在一起。把握“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规律必须强化主体意识，行为主体认识倾向必须尊重客观性。
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既是认识客观情势的重要方法，也是审视决策的重要方法。根据情势做出决策，这是从客观到主观；贯彻决策会有效果，这是从主观到客观。在这个循环中，无论是分析客观情势，还是分析决策效果，都需要运用“倾向掩盖”思维，才能保证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
倾向变化和倾向掩盖，有时会使客观情势变得复杂，变得波诡云谲，趋势不明。面对这种情况，最忌讳的是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表面地、孤立地、直线地、绝对地看问题，因而抓不住问题的实质，看不清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把潜在风险搞成现实风险。克服形而上学，不仅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更重要的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实践。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注重研究客观情势和效果的倾向，就是唯物；同时研究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就是辩证，它是行动中的唯物辩证法。在大国执政的大党，做到唯物辩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必不可少的。从中央到基层，政策从上而下贯彻时，容易变形；信息从下而上反映时，容易失真。形而上学藏身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中，很容易形成“刮风”，造成“风灾”。历史有过这类教训。
毛泽东提出的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其内涵和深度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一条重要的基本经验。当前，国内外各种倾向错综复杂，互相碰撞、彼此掩盖、不断变幻，掌握和运用好这条基本经验，对于认识客观情势，审视自己决策，排除外部干扰，做好内部建设，包括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根据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的要求，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今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要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特别是政治优势，继往开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行。
毛泽东在1959年9月15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主要反对和防止右的倾向时，会有两种反右的力量出来，一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一种是借机冒出来的极“左”的力量，对这种“左”的势力如果不予警惕，它就会成为主要倾向，使革命和建设遭受严重损失。反过来，当主要反对和防止“左”的倾向时，也会有两种反“左”的力量出来，一种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力量，一种是借机冒出来的右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反对“左”的倾向，也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力量，对这种右的势力如果不予警惕，它就会发展起来，蔓延开来，导致社会动乱或使改革开放迷失方向。必须避免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种倾向走向另一种倾向的情况的再发生。
用《矛盾论》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事物发展外化表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矛盾主导方面外化为主流倾向，它的存在和作用是突出显现的，容易被人们所认知。矛盾非主导方面外化为非主流倾向，在一定时期内，它的存在和作用往往显现得不充分，常常是被掩盖着的，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事物变化内在进程。事物质变是矛盾两方面的地位转化，其外化表现即为主流倾向和非主流倾向的地位转化，转化是量变引起质变。在量变过程中，非主导面、非主流倾向，往往是被掩盖着的。“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的具体表现都有特殊性，不同矛盾，矛盾两个方面的关系不同，这就决定了“倾向掩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市场经济周期，复苏—发展—繁荣—萧条—危机，需求增长掩盖着供给过剩，是纵向掩盖。成功掩盖着失败因素，强者掩盖着自己的弱项，是正反掩盖。“短缺经济”时数量问题往往掩盖着质量问题，是侧面掩盖。实际生活中，更是多种掩盖方式纠葛在一起。把握“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规律必须强化主体意识，行为主体认识倾向必须尊重客观性。
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既是认识客观情势的重要方法，也是审视决策的重要方法。根据情势做出决策，这是从客观到主观；贯彻决策会有效果，这是从主观到客观。在这个循环中，无论是分析客观情势，还是分析决策效果，都需要运用“倾向掩盖”思维，才能保证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
倾向变化和倾向掩盖，有时会使客观情势变得复杂，变得波诡云谲，趋势不明。面对这种情况，最忌讳的是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表面地、孤立地、直线地、绝对地看问题，因而抓不住问题的实质，看不清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把潜在风险搞成现实风险。克服形而上学，不仅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更重要的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实践。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注重研究客观情势和效果的倾向，就是唯物；同时研究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就是辩证，它是行动中的唯物辩证法。在大国执政的大党，做到唯物辩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是必不可少的。从中央到基层，政策从上而下贯彻时，容易变形；信息从下而上反映时，容易失真。形而上学藏身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中，很容易形成“刮风”，造成“风灾”。历史有过这类教训。
毛泽东提出的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其内涵和深度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一条重要的基本经验。当前，国内外各种倾向错综复杂，互相碰撞、彼此掩盖、不断变幻，掌握和运用好这条基本经验，对于认识客观情势，审视自己决策，排除外部干扰，做好内部建设，包括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根据注意“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的要求，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今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要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特别是政治优势，继往开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行。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核心思想在于明确“左”右两种倾向的危害性，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防止“左”倾错误更为重要。
邓小平同志一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左”和右的问题，态度鲜明防“左”反右，指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81年3月27日，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与理论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是清除“左”的不良影响。但是邓小平同志对反右也很重视，他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同志还讲：“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既坚决防“左”，又坚决反右，态度鲜明，以坚定的政治自信和不容置疑的政治定力，指引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遗产。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过这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党内错误倾向的正确原则。一般说，右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放弃原则，不敢前进，或企图开倒车；害怕敌人压力，不敢斗争，屈服、妥协，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则发展到对敌投降。“左”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在对敌斗争中轻视敌人力量，采取冒险主义；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无论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都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都必须坚决反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
十四大修改党章引人注目地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要求在反对一切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注意“左”是主要危险，体现了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对错误的纠正看，“左”比右有更大的顽固性，难以及时纠正，“左”的思想更不容忽视，防“左”远比反右更加困难。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艰难的，是在不断克服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前进的，党章在“左”、右倾向问题上的论断，对推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左”的错误产生的时间长，危害大。由于右的思想表现为在对敌斗争中妥协甚至投降，比较容易识别和抵制。“左”的思想是以貌似革命的面貌出现的，有更大的欺骗性，契合了一些人希望革命一举成功的思想，很容易俘虏幼稚的革命者。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一些不必要的悲剧。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一些同志容易把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有长期严重影响的平均主义混淆在一起，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政策上出现“左”的错误。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片面认识：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在实际中对右的错误处理比较重，对“左”的错误处理比较轻，也产生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造成“左”的错误容易发生且难以纠正。
所谓“左”与右，是指处理带有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要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突破的是“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有右的思想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右的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必然破坏改革开放。“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持怀疑犹豫态度，例如，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认识实际上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结果是束缚人们的思想，使我们再次错过有利时机，延误或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十四大党章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对于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战略估计，对于全党，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提醒。这个论断，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这个论断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并且被以后的党章所继承。当然，真理总是具体的。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并不是唯一危险，同样要警惕右的错误，而且由于在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左”和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左”和右相互转化，因此，不能对这个论断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左”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在党的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发生的，至于一般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基层工作的问题，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
邓小平同志一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左”和右的问题，态度鲜明防“左”反右，指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81年3月27日，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与理论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是清除“左”的不良影响。但是邓小平同志对反右也很重视，他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同志还讲：“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既坚决防“左”，又坚决反右，态度鲜明，以坚定的政治自信和不容置疑的政治定力，指引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遗产。在此之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过这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党内错误倾向的正确原则。一般说，右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放弃原则，不敢前进，或企图开倒车；害怕敌人压力，不敢斗争，屈服、妥协，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则发展到对敌投降。“左”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在对敌斗争中轻视敌人力量，采取冒险主义；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无论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都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都必须坚决反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
十四大修改党章引人注目地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要求在反对一切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注意“左”是主要危险，体现了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对错误的纠正看，“左”比右有更大的顽固性，难以及时纠正，“左”的思想更不容忽视，防“左”远比反右更加困难。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艰难的，是在不断克服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前进的，党章在“左”、右倾向问题上的论断，对推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左”的错误产生的时间长，危害大。由于右的思想表现为在对敌斗争中妥协甚至投降，比较容易识别和抵制。“左”的思想是以貌似革命的面貌出现的，有更大的欺骗性，契合了一些人希望革命一举成功的思想，很容易俘虏幼稚的革命者。民主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一些不必要的悲剧。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一些同志容易把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有长期严重影响的平均主义混淆在一起，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政策上出现“左”的错误。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片面认识：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在实际中对右的错误处理比较重，对“左”的错误处理比较轻，也产生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造成“左”的错误容易发生且难以纠正。
所谓“左”与右，是指处理带有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要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突破的是“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有右的思想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右的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必然破坏改革开放。“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持怀疑犹豫态度，例如，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认识实际上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结果是束缚人们的思想，使我们再次错过有利时机，延误或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十四大党章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对于纠正党内错误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战略估计，对于全党，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提醒。这个论断，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这个论断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并且被以后的党章所继承。当然，真理总是具体的。强调“左”是主要危险，并不是唯一危险，同样要警惕右的错误，而且由于在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左”和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左”和右相互转化，因此，不能对这个论断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左”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在党的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发生的，至于一般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基层工作的问题，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不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