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之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道惨痛的伤痕,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剜心之痛。
在甲午战争关键之役的黄海海战中,尽管在参战舰船的吨位、火炮数量、航速等几方面北洋海军都不占优势,但有“定远”和“镇远”两艘7000吨的海上“巨无霸”,此役并非不可一战。可以说,这次海战是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但结果之惨烈却令全体国人痛心疾首,北洋海军5舰被击沉,所有参战舰艇均带伤而回,而日本舰队只是5艘重伤,无一沉没。如此惨败,北洋海军的舰、炮落后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观念上的落后。
观念上的落后是真正的落后。尽管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腐朽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但居于庙堂之上的皇胄权贵和众多的封建士大夫视西方的一切为“洪水猛兽”,西学更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所以,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一些实权派推行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只是在引进先进装备上比较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几乎从未提及。各项改革基本都限定在技术层面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器物”的层面上。在海洋观念方面,没有海权观,更没有意识到海洋对国家繁荣与发展的影响。花重金用30年打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舰队,却只想着坚持守疆土、守海口。说的不好听一点,北洋海军本应是一只雄鹰,是应该飞出去的,结果却被当成一条看门狗用铁链锁在家门口。清政府抱着这种态度去建设海军,所以在舰队建成后就一舰未添、一炮未添、甚至一弹未添。还能指望这样的舰队在实战中有什么作为呢?在军事体制改革方面,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但却没有真正起到海军司令部的作用。以至南洋水师、长江水师并不把甲午战争看成中日两国的战争,而认作是北洋水师与日本的战争,出现“以一隅敌一国”的局面。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军队体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化的改革,日军占领海城后,清政府实在是饥不择食,启用了一个叫吴大澂的老学究,此君是个金石学家,研究甲骨文的。他率兵气势汹汹地杀到海城后,不考虑排兵布阵,而是下战书檄文,指望着靠嘴皮子就能说赢战斗。荒诞之极的是,清廷还曾想寻找三国时期藤甲兵的后代来对付日军。在情报方面,清王朝根本没有对外情报意识,既无情报搜集体系,也无反间谍机构。以至于“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一不知者”……这样的军队焉有不败之理。
反观日本,1853年被美国东印度舰队打开了封闭了200多年的国门后,知耻而后勇,大步地急起直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1868年明治天皇上台后,更是拉开了推动国家进步、变法图强的大幕。1871年,政府派出一支近百人的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使节团中包括49名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最初,明治政府希望借考察的机会与西方列强谈判,重新缔结平等的新约。在遭到列强的拒绝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弱小,改约无期。随后,使团将全部精力用在考察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全面认识西方文明。回国后,他们把考察的收获大部分变成了现实,大力推进明治维新,进行了社会制度、军事体制、国民教育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使日本迅速崛起,走上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的考察团,他深有体会地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其结论是:在中日竞争中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中日战争的结局不幸被俾斯麦言中。
甲午之败虽然是百年前的教训,但仍具有很高的反思价值。切莫忘记,我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封闭保守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痼疾。因此,开阔眼界、善于学习、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提升境界将会是我们每一个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