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201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高尚全曾接受“政事儿”专访。当时,他刚过完90岁生日。他说,“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 对这位数十年来始终勇立改革开放潮头、心心念念都在不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者的最好的缅怀最高的尊敬,就是学习他的品格、传播他的理念、赓续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在怀疑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的危险倾向已经出现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向高老学习。在刚刚结束的我党百年华诞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言犹在耳,我们要不忘初心,坚定践行,顺应滚滚历史洪流。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多起来了。这个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为了制定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准备, 我带了18个人的代表团去匈、南深入考察。我们重点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摩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分别与两国领导人、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企业各界人员座谈100多次,形成座谈纪要30多万字。考察结果,形成了《关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报告》。1986年6月26日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这次考察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重视和肯定。
四、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故事。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 。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后来,劳动力市场就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五、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故事。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不同理解:它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价值规律,竞争规律,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不一样了。一般规律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经验,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六、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1997年,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我看到别的同志负责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七、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我在参加15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了调研。调研使我了解到,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华为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八、关于“陈卖光”的故事。山东诸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一批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给陈光带上“陈卖光”的帽子。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讲完后有一位同志提问:“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
九、关于“三个民”的故事。“三个民”,就是民心、民生、民意。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时候,我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十、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有人问我,你那么高龄了,对改革还操心干什么?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思考改革、参与改革这是我的责任,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过去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年了,中央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建议有三个内容: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突破口,三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