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经济改革是“改革老人”高尚全一生的追求和牵挂。他多次参与我国重大经济改革决定的制订,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从他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今天我们深切缅怀高老,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充满信心和希望。
据新华社报道,6月27日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官网发布讣告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27日下午三点零二分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九十二岁。高尚全被称为“改革老人”。他曾说,改革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牵挂。作为享有盛名的“改革老人”,高尚全的去世,引发许多人的缅怀、追忆。公开信息显示,高尚全出生于1929年,1985年5月起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共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高尚全出生于1929年,1979年我国开启经济改革,这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春天。他曾被调往新成立的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开始有机会真正研究经济问题,对我国重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1982年高尚全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不同于一般的部委,它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规划设计院”。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之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有国家体改委的参与。中观领域的金融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微观领域的现代公司制度改革,也是体改委主导参与的。1985年,高尚全开始担任体改委副主任,成为体改委领导之一,这期间他对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都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他还发挥了英语好、理论功底深的特长,多次代表体改委进行对外交流沟通,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几次活动。1985年,他负责组织“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也就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是中国需要完善市场调节体系,改变对企业管理方式,由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鼓励企业变为独立经营实体。这些建议被国务院悉数采纳,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1986年,他和体改委一行人去匈牙利等国家考察,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出现很多危机,他们的考察成果让我国经济改革规避了很多风险。1987年,他带领一些经济学家参加了世界银行在曼谷召开的“计划与市场研讨会”,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巴山轮会议”的延续和补充,主要讨论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高尚全于1993年退休,但是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没有到此为止。让人感动的是,退休后,他依然老骥伏枥,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多次参与重大经济改革决定的制订,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主持者言】被称为“改革老人”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于近日去世,对于主持者来说,这是一个曾经多次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改革历史记录文献里看到过的名字。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改革派官员,高老对于改革的主要贡献方式是通过建言献策,通过中央文件和领导批示成为决策,自上而下地来推进改革,同时,他还积极推动民间的改革事业,把高层意图与民间自下而上的改革热情连接起来,形成合力。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代,以高老为代表的一批专业经济研究人才,为我国经济改革寻找正确转型路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里,也折射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发展变化,官方对他的评价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改革进程中推行市场经济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跟很多改革派官员一样,高老改革的故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1982年他进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1985年5月,高老担任了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严格意义来说,这个职位的行政级别并不算太高,但是高老在这个职位上所发挥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这个职位的行政级别。国家体改委是一个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规划转型路径的机构,参与了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乎所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而这个机构最需要的,就是高老这种既了解市场运行机制,同时又深刻理解国情和党史,能够成为市场和政府沟通桥梁的人,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现实可操作性较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能够接受,有利于切实推动改革进程。比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存在两个最具争议性、最重大的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而高老称得上中国最早提出并分析上述两个问题的政府高官,他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将“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词句写进中央文件,而这些词句,也成为了不少民营企业在市场化运作中的“尚方宝剑”。高老当年为华为公司仗义执言更是被传为佳话。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高老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他给中央的调研结果是:第一,华为的经营,国家没有花一分钱;第二,职工持股以后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保证了企业发展;第三,职工在企业发展红利下也富了起来;第四,华为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面对着举报的压力,高老坚决为华为“背书”,他说华为这样的企业要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它被打压下去,同时他认为,华为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其中也有来自华为的启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此前强调的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从“企业”到“资本”这两个字的变化,高老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背后也反映出国企改革观念的巨大转变。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高老还完成了一本回忆中国改革历程的44万字书稿,这既是一份个人回忆录,同时也是一份改革历史记录,从他的人生经历里,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路径十分特殊的改革历程,它既离不开基层自下而上的解放和推动,也离不开高层自上而下的松绑和指引,而像高老这样的体制内改革派官员,很大程度起到了捏合这两股改革合力的作用,加速了改革的进程。高老生前多次强调,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当前我们的改革事业还没有穷尽,但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阻力,而此时大家对于高老的深切缅怀和怀念,也包含着对于未来改革突破阻力的期待和希望。